但由于与由人大选举任命人员处置的机制重叠，因此政务处分应当考虑如何形成监察机关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撤职权的协调。

二是行政机关内设的审计监督，系从经济收支方面审查和监督政府行为合法性及人员廉洁性的监督方式。在改革的具体举措上，通过监察体制改革促进监督体系贯通，主要通过以下3大措施完成：第一，将行政监察和检察机关反贪反腐等职权转隶，构造监察监督。

监督嵌入决策—执行—监督的功能性分权结构中。第三，以国家任务实现和基本权利保护为目标的治理结构。[3]参见任建明、洪宇：《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素、结构和发展》，载蒋来用主编：《廉政学研究》2018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4～43页。[10]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1年版，第162页。有学者认识到，与传统权力监督强调自上而下的单向监督不同，现代监督体系是一种循环监督链，强调各监督机制间的协调配合。

[6]但从监督体系贯通的具体方案来看，现有研究虽然指出监督权配置失衡、监督机制之间衔接机制不畅通等问题，但要么缺乏体系性的规范支撑，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建言。监察体制改革是对监督体系的结构性调整，但由于监察监督的相对集中，也给监督体系贯通带来新的挑战。因此，法律的治理化这个概念始终构成我们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提出问题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中国学者在提出问题，而依然是西方学者在提出问题，中国学者首先是在模仿、学习和消化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尤其把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运用到对中国历史经验的研究中，由此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实际上也是在与西方学术界确立起来的学术研究规范进行接轨，而如何提问的权威尺度也是由西方学者所提供的。苏力虽然强调文化的功能解释，但并不是在实证主义传统中借用马林诺夫斯基理论，他更多是从法律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尼采到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理论等后现代立场出发，来解释法律变化的社会理论。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对话不仅包括理论、思想、文化观念之间的对话，也包括物质、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统治之间的对话，更包括理论、思想、观念与物质、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统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对话关系。体制内社会科学主流学术研究依然保留着文革中形成的意识形态教条、报告式灌输、社论式宣传这些简单粗鄙的工宣队的文化特征，导致所谓的学术研究缺乏自己的理论、语汇、概念和方法，基本上重复官方的政治语汇，缺乏自己的专业性、缺乏自己的学科性，以至于很容易沦为意识形态宣传。

我们的国家与社会范式在理论渊源上与上述三种理论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安排秩序的观念的形成、确立和变化就必然既是文化的，也是功能主义的。

而1980年代国家进行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转型也必须放在开除球籍的政治意识中来理解。因此，为了理论建构简单化或者易于传播，人们往往要苦思冥想一些很容易记住的概念，以致于一些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概念会被挪用到不同的领域中赋予其新的含义。美国的自由灯塔乃是非西方国家获得救赎的明灯。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解释与苏力的法律功能解释都建立在后现代理论的基础上，对法律现代化理论展开批判，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梁治平对法律现代化理论的潜在批判。

由此，在19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追问如何提问这个问题乃是社会科学研究内在规范、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内在要求，是建构非官方公域的市民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和研究自主性的提出，恰恰致力于学术研究保持其社会科学的客观品质，拒绝政治权力的渗透，就在于必须掌握提出问题的自主性，即问题不是由政治经济权力所设定和提供的，而是由学术共同体自己所设定的，而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建构恰恰与学术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如何提问不是简单、直接地回应当下政治权力所设定的具体问题，而是由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术传统所建构起来的，并在这个学术研究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问题的深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目前国内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就会发现目前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和对象化，即将乡村社会习惯法和法院制度运作作为两个专业化的研究领域，研究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化、概念化和学科化的专业操作，但却由于丧失了对自己提出问题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的反思，从而丧失了批判法律运动所具有的理论思考能力。政府要进行经济改革就提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乃是法治经济的问题。

能够把文化、权力和国家这三个概念放在一起足以让我感到好奇。而这本书就像导引，让我后来进入到对福柯著作的阅读。

我的论文迅速略过这些资料，只是在理论上给出了一个粗线条的勾勒和描述。那个时候，我去过陕西榆林中级法院以及一些地方法院的档案室和县档案馆，查看了不少陕甘宁根据地时期司法领域的会议文件、案件材料等，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宝藏，而我只把很少的材料运用到论文中。

原来借助福柯的权力技术理论在社会理论层面上对西方现代秩序的批判也就变成了从政治哲学层面上的批判，即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乃是虚无主义的根源，后现代解构主义乃是自由主义的合法子嗣，要为现代秩序提供一个稳固的精神基础就必须在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上超越自由主义秩序。在他看来： 对某种样式或风情的期待好像一到实地就消失了。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是福柯的理论视野带给了我一个批判的视角，即对18世纪原则以及由此推动兴起的法治国家的治理术展开了剖析和批判。国家转型的动力来自国家的政治主体意识。这样一种思考无疑推动我自己从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深入到社会秩序背后更大的全球政治秩序的思考和研究中，而我关注的晚清以来的法律移植问题的思考也就自然转变为对法律移植背后的更大的全球秩序变迁的思考。通过参加这样的讨论逐渐加入到新兴的学术共同体，我的思考兴趣从原来的法哲学、法理学问题转向了法律社会学研究。

当然，我们更没有意识到，邓正来的追问实际上是在逼迫我们将二者区分开来，而他的追问恰恰源于他正在酝酿推动的一场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讨论，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和本土化的大讨论。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从开展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起就一直在探寻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就在于保持中国学人的主体性，保持中国文明传统和探寻历史发展道路的自主性。

如果说我们将这些西方理论历史化，追问西方理论家们是如何提出问题的，那么就会看到他们的理论始终针对西方现代社会转型所面临的问题，即在欧洲基督教的背景上何以出现主权国家这种新型的政治权力组织方式，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小小欧洲却可以征服并主宰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在解释西方现代转型、崛起和征服全球的过程中，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始终在西方社会内部来探寻西方社会发展乃至崛起的根源，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新教伦理，无论是启蒙思想，还是民主化进程，这些解释都将西方崛起看作是西方社会自身改变的结果，而忽略了西方崛起的一个重要历史根源，即西方崛起始终是以一个经济高度繁荣的东方世界作为背景或者前提条件的。就法律社会学研究而言，批判法律运动所推动的双重历史化和双重对话原本就要激活法律实践活动的主体性，激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因此，批判法律运动从一开始就与单纯的解构主义区分开来，这在相当程度上也与美国的批判法律运动后来趋向于性别的、种族的建构主义运动区别开来，而是致力于一种植根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实践的制度建构。

由此，市场经济、法治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的18世纪原则不过是一套新的治理术，是一种隐蔽、迂回、精巧、经济的治理术。1996年11月18日的那天跟随B镇G庭长等人去依法收贷的整个过程，似乎并不适宜于用任何妙趣横生的方式来描述。

因为不同于其他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的某些论断，梁治平基于对社会科学规范化的深入理解而对自己研究预设的理论框架有着反思和警醒，而这种反思使得其研究显露了另一层面的、在中国目前更经常为人们忽视甚至不为人们所察的重要性：重要的已不仅是他研究的某些具体的结论，而是研究中体现出来的方法论、哲学世界观和视角，以及与之伴随的对于研究对象和材料的扩展和把握（当然，同时也是构建）。他带着这些问题意识进入到法学领域中，不仅因为他的法学学科背景，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法学研究领域是最缺乏理论反省的重灾区，因为中国法学的发展严格的受到了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导致中国法学界提供的法律理想图景全部是西方的，或者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提供的是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即使是对中国法制史的解释也是根据西方法律理想图景来解释的。这本著作辑录了对中国著名学者的采访，所关注的乃是西方国际战略界关心的问题，即围绕全球格局和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各种理论思潮及其争论，包括自由主义、新左派和保守主义的不同主张等等。【摘要】在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回顾和反思学术研究所凭借的理论工具，追问如何提问，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文化、权力与国家》这本著作就是我直接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如果说杜赞奇给我提供的是一些分析概念，吉尔兹提供的是一种叙述风格，那么对福柯这种沉静式的阅读恰恰让福柯式的思考变成我自己思考的一部分。

为了阅读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翻译，而对这些翻译也没有发表或者出版的想法从本质上说，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高度统一，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

依规治党为依法治国提供政治保障。其中一个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框架体系。可见，大法治格局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同时包括国家法治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这是党以史为鉴、在治国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法治规律。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不仅把法治作为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还创造性地提出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区别于其他西方国家的鲜明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强调要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的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

道德大多依赖于人们的自觉遵循，无法强制纠正和大力惩戒失德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绝不是要虚化、弱化甚至动摇、否定党的领导，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